美国最新对华出口管制经济制裁及应对方案措施简析

美国制裁措施的法律基础主要源于其国内的《国家紧急状态法》（National E-mergencies Act）和《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 Act），这两部法律构成了美国实施对外制裁的基础框架。美国经济制裁具体分为“一级制裁”和“次级制裁”。一级制裁主要作用于美国主体，如美国公民、美国境内个人、美国境内设立的实体，若触发一级制裁将面临巨额罚款，甚至刑事监禁。次级制裁，也称为“长臂管辖”，美国的制裁措施可以对非美国公民及非美国设立实体产生影响。美国对非美国主体开展的受制裁的活动将会被列入限制性清单，如特别指定国民和封锁人员名单（“SDN清单”）、行业制裁识别清单（SSI清单）。

  2024年5月，美国政府已撤销了允许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和高通向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出口半导体的许可证。自2019年起美国已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尽管如此，华为的美国供应商仍获得了合法的许可证，向华为出售商品和技术。此次美国政府对华为采取的行动可能对其造成一定影响。

      同时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致力于保护美国人工智能“免收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初步制定了限制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例如ChatGPT等）的计划，且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定措施，防止可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的芯片流向中国等国家。在将来可能推出一项基于计算能力门槛的出口管制措施，但尚未最终确定。

针对美国不断加强对我国实体和个人的制裁，2021年1月9日商务部颁布了部门规章《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文号：商务部令2021年第1号），2021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正式生效。两部法律法规旨在维护我国企业及个人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应享有的合法权益，有效阻断美国对中方经贸往来活动中的不正当限制措施。

      美国制裁对于大宗商品交易会产生如下不良影响：

（一）交易受到限制，破坏市场供需平衡

      制裁措施可能导致被制裁的国家或地区的实体与美国或其他相关国家的大宗商品交易失败，使得受制裁地无法获得关键资源，从而进一步影响大宗商品市场的供需平衡，导致价格的不稳定性。

（二）阻碍交易进程，产生违约风险

     由于无法预见将来可能产生的制裁措施，使得一些签订购销协议的合同主体在措施实施后影响正常的履约行为，产生合同纠纷。交易的不确定性大大影响了交易的正常进程，使合同双方陷入违约风险。

（三）不便于支付与结算

     制裁措施的实施使得合同交易双方可能在金融领域的支付与结算方面产生困难，因无法正常使用美元进行支付与结算，进而寻找其他的支付方式。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除了应严格遵守国内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外，也应对目标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定有全面的掌握。在面对美国制裁措施时，实务中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来识别并规避潜在风险，并不断完善公司的合规体系。

    （一）及时对现有业务进行全面风险评估及合规审查

企业应首先全面排查并确定何种业务将违规并带来处罚风险，在合规的范围内进行相关业务的开展，明确风险边界。在出口管制方面，排查企业的具体交易物项、交易对象、最终用户及最终用途是否受到美国出口管制条例的管控；从经济制裁角度，应着重对敏感国别的制裁政策进行整理，对交易对象进行重要清单的检索，同时对交易对象的股东是否存在制裁情况一并进行审查。对交易回款的路径也应仔细审查，防止违规风险的存在。

若在排查过程中发现存在违规风险，建议应暂停合作开展，避免受到处罚，如因存在直接违反制裁的行为而被列入“SDN清单”，即“特别指定国民和封锁人员清单”。该处罚导致的后果是企业涉美账户与资产都将被冻结，使得涉及美国的交易全面停滞，给企业正常的业务运营带来极大负面影响。

（二）加深对美国的法律法规理解，设计综合应对方案

企业法务合规人员需要不断加深并及时更新美国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全面梳理规定中的监管思路，研究并判断可能的监管方向。结合身处行业的国际现状，综合评估产品预计的技术发展路径，内控机制，及不同产品获得许可证的可能性。并拓展与美国商务部等机构的内在沟通渠道，保持积极沟通。

（三）探索可替代市场，形成预备方案

在可能面临制裁措施前，积极寻求其他可替代的供应市场，探索新的贸易路线并评估可行性，以降低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商品供应依赖。

（四）重视法律风险的预防，加强合规意识及培训

企业内部应加强对法律风险的识别及预防，建立一套具有强可行性的内控合规制度。就交易涉及地的法律法规政策的更新及时开展内部培训，强化合规意识。必要时，应寻求专业律师的法律意见。